在新中國的對外關系史上，中東歐國家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中東歐國家(原蘇東國家)是第一批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在新中國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中東歐16國①是一個經濟社會發(fā)展程度不同的國家集合體，以是否加入歐盟或歐兒區(qū)可被分門別類出多個群組。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系的發(fā)展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及對外戰(zhàn)略的轉型。認真梳理中國同中東歐國家的關系，分析雙方關系發(fā)展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既對中國處理同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的關系具有戰(zhàn)略參考價值，也對推進“一帶一路”戰(zhàn)略構想以及中歐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建設有重要意義。

中東歐國家是較早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一批國家。60多年來，雙方關系經歷了曲曲折折，大體上可以分成六個階段—冷戰(zhàn)期間三個階段、冷戰(zhàn)結束至今三個階段。冷戰(zhàn)時一期，中國與東歐國家關系相當程度上受中蘇關系及東歐國家同蘇聯(lián)關系的影響，②雙方之間主要發(fā)展的是政治關系，大致經歷“蜜月十年”(1949一1959動、“磕絆二十年”(1959一1979年)和“恢復十年”(1979一1989年)三大階段。1989年東歐劇變后，中東歐國家選擇“回歸歐洲”，并相繼成為歐盟成員國或為加入歐盟做準備，使得中國同中東歐國家的關系除了雙邊屬性外還擁有一個歐洲的大環(huán)境和框架。更為重要的是，雙方不再突出強調政治關系的唯一性，而是轉向發(fā)展以經貿為紐帶的全面關系。過去25年來，中國同中東歐國家的關系經歷了從理順關系到穩(wěn)步發(fā)展再到實質性飛躍的三大階段。具體說來，冷戰(zhàn)結束后頭一個十年是“重新認識和接觸的十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以相互尊重為基礎，逐漸理順國家間關系，改變了雙方關系在冷戰(zhàn)結束初期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1994年李鵬總理訪問羅馬尼亞時一提出中國對中東歐國家政策的四項基本原則以及1995年江澤民主席訪問匈牙利時一對這些基本原則(所謂“布達佩斯原則”)的重中是最充分的體現(xiàn)。進入新世紀特別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fā)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的總體外交戰(zhàn)略布局后，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系進入穩(wěn)步發(fā)展期。隨著數(shù)個中東歐國家陸續(xù)加入歐盟，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關系有了雙重框架。2004年胡錦濤主席訪問羅馬尼亞時一提出的“布加勒斯特原則”拓寬了中國同中東歐國家合作與交流的領域、層次，大大提升了雙邊關系的水平：2004年，中國與羅馬尼亞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關系”；2005年，中國與克羅地亞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系”；2009年，中國與塞爾維亞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2011年，中國同波蘭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2012年4月，溫家寶總理在波蘭華沙出席第二屆中國一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暨首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提出了關十促進與中東歐國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項舉措。雙方關系由此開啟機制化合作的新時一期。用溫家寶總理的話說，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系步入了全新的發(fā)展階段，迎來了充滿希望的春天。①

總體看，2012年以來中國同中東歐國家搭建起了一個多層級(國家領導人會晤、部長級會議、協(xié)調員會議、地方領導人會議)、寬領域(經貿、農業(yè)、土業(yè)、旅游、教育、文化等)、全方位(政府、企業(yè)、智庫學界等)的網狀交流與合作平臺。其一，領導人會晤機制化。從區(qū)域層面看，2012年4月，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領導人首次會晤在波蘭華沙舉行，中方提出的十二項舉措涵蓋機制建設、經貿關系、投資合作、人文交流和學術研究等五大方面。當年9月，負責溝通、協(xié)調、落實有關成果的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秘書處在北京成立，為雙方進一步加強合作提供了機制保障。2013年11月，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領導人第二次會晤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出臺的怖加勒斯特綱要》涵蓋投資、經貿、金融、互聯(lián)互通等六大領域。2014年5月，“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中英文雙語官網正式啟動。2014年9月在廈門舉行中國一中東歐國家投資促進研討會，決定成立中國一中東歐16國投資常設秘書處。同年11月16日，第二屆中國一中東歐國家投資促進機構聯(lián)系機制土作會議在波蘭華沙舉行，中國一中東歐16國投資常設秘書處正式成立。這是中國一中東歐對話機制在中東歐的首個常設機構。2014年12月，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領導人第三次會晤在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舉行，發(fā)表的《貝爾格萊德綱要》涉及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各個方面，包括推進互聯(lián)互通、促進經貿投資、擴大金融合作、拓展科技創(chuàng)新、環(huán)保、能源領域合作等內容。從國別層面看，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高層互訪比較頻繁(見下頁表)。特別值得提及的是，2014年4月和10月，捷克外長和總統(tǒng)分別實現(xiàn)了近15年和10年以來的首次訪華，為中捷關系的發(fā)展掀開了新篇章；同年12月李克強總理訪問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媒體就此進行了大量報道和宣傳。②

其二，黨際交流順暢。東歐國家政局變動后，無論是中東歐國家原共產黨的后繼黨、還是新起的左翼政黨乃至中右翼政黨，都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友好交流。目前，中國共產黨與中東歐16國50多個不同類型的政黨保持著不同形式的交流與合作，這些政黨也日益成為中國與該地區(qū)國家關系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除雙方國家政黨領導人和代表團頻繁互訪外，中歐政黨高層論壇從2010年至今己連續(xù)在北京、天津、布魯塞爾和蘇州舉辦四屆，成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新平臺。

其三，地方交流與合作積極展開。截至2014年12月，中國各省市己經與除愛沙尼亞外的15個中為、歐國家的44個省、州和72個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或“友好省州”關系。上海市與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作為友好城市，輪流舉辦“上海日”和“薩格勒布日”。③2013年7月，首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地方領導人會議在中國重慶召開；2014年7月，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地方領導人會議在捷克布拉格舉行。同年6月，首屆中國寧波一中東歐國家教育合作交流周活動在寧波舉行。此外，需要提及的是，雙方積極參與中國同歐盟合作框架下的地方合作機制，拓寬地方合作的渠道。中歐市長論壇、中歐城鎮(zhèn)化論壇以及中國一東歐城市合作論壇等機制有條不紊地推進。2012年渝新歐國際鐵路大通道和2013年蓉歐快鐵的開通運營，既有利十促進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關系的整體推進，也有助十雙方經貿投資的全面合作。特別是渝新歐鐵路實行一站通關的運營模式，大大壓縮了運輸成本。

其四，民間與人文交流日益頻繁。國之交在十民相親，民相親在十民心通。中國同中東歐國家人文交流日益頻繁，文化、教育、地方等領域合作亮點頻頻。自2006年保加利亞設立中東歐首家孔子學院以來，中國在中東歐國家共開設孔子學院24所、孔子課堂8個，令兼職教師近800人，學員約1.5萬人。雙方人民來往增多，相互了解和友誼更加深入。據統(tǒng)計，2011年中東歐國家居民赴中國旅游的人數(shù)為23萬人次，2012年則達到了32萬人次，漲幅近40%；而中國前往中東歐國家的游客人數(shù)更多，2013年達250萬人次。①2013年5月，“中國一中東歐國家文化合作論壇”在北京舉辦；2013年10月，中國與中東歐青年政治家論壇在京舉行；同月，首屆中國一中東歐國家跨文化對話、教育與商務研討會在斯洛文尼亞召開；2014年9月，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高校聯(lián)合會土作會議暨“第二屆中國一中東歐國家教育

政策對話”在天津舉行。此外，2014年5月，中國-中東歐國家旅游促進機構和旅游企業(yè)聯(lián)合會首次高級別會議在布達佩斯舉行，并成立中國一中東歐國家旅游協(xié)調中心。

其五“二軌外交”有聲有色。近年來，中東歐國家的智庫和研究機構與中國類似機構的交往不斷增多，以智庫外交為主要形式的“二軌外交”成為雙方關系發(fā)展的重要推手。這些交往有兩大類，一類是智庫之間以舉辦、參加研討會和對話形式為主的交流，如波蘭國際關系研究所、匈牙利國際事務研究所、斯洛伐克大西洋委員會、捷克國際關系研究所與中國有關智庫十2012年9月在北京和2013年5月在華沙舉行的第一屆和第二屆“中國一中歐智庫圓桌會議”，分別探討了“中國一中東歐合作的現(xiàn)狀與潛力、內容與方式、中歐如何應對全球性問題與安全威脅”以及“中國新領導人與中歐關系”、“歐債危機與中歐經貿關系，、“中歐安全對話，、“中國一中東歐合作進展與展望”等議題；①另一類是有政府官員參加的智庫與一國政府機構或駐外機構之間的交流，如分別十2013年12月在北京和2014年9月在斯洛文尼亞布萊德召開的第一屆和第二屆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高級別智庫研討會，包括中東歐國家前政要、中國和中東歐國家智庫令家、學者一、企業(yè)代表、媒體代表、中國駐斯外交官等近200人出席，探討了“如何將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打造成中歐合作新的重要引擎’、“‘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帶來的機遇，、“中國一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的戰(zhàn)略方向以及媒體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等議題。②

其六，經貿合作發(fā)展迅速。近年來，雙方經濟貿易、基礎設施投資、金融合作取得了快速發(fā)展。據統(tǒng)計，2001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雙邊貿易僅為43億美}}，2013年達到551億美j}；}12年間增長了近12倍。在投資方面，據不完全統(tǒng)計，截至2014年，中國企業(yè)在中東歐國家投資近50億美兒，合作領域涉及機械、金融、農業(yè)等領域；中東歐16國在華投資超過11億美兒，涉及機械制造、化土、乳制品等。③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從修建大橋、火電站，到高速公路項目的啟動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正成為雙方合作的新亮點。利用中方貸款實施的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大橋項目、科斯托拉茨電站一期改造項目、波黑塞族共和國斯坦納里火電站項目等順利啟動建設。匈塞鐵路、中歐陸?？炀€等一批合作項目正在積極探討中。另外，《貝爾格萊德綱要》歡迎塞爾維亞牽頭組建中國一中東歐國家交通基礎設施合作聯(lián)合會。在金融合作方面，2014年貝爾格萊德會晤期間，中方鼓勵中東歐國家繼續(xù)充分用好“100億美兒令享貸款”，將設立30億美兒規(guī)模投資資金，鼓勵中國企業(yè)和金融機構積極參與中東歐國家的公私合營合作和私有化進程，同時一將啟動第二期10億美兒的中國一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支持對中東歐的投資項目。

農業(yè)合作一直以來都是雙方的傳統(tǒng)合作項目，是雙方經貿合作中的一個亮點。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農業(yè)經貿合作論壇自2006年舉辦以來，己經成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間重要的農業(yè)多邊合作機制，到2014年己連續(xù)舉辦九屆。其中，第一屆和第二屆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和第四屆分別在江蘇蘇州和無錫舉行，第五屆至第八屆均在安徽合肥舉行，第九屆首次來到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舉行。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農業(yè)合作的內涵不斷豐富、規(guī)模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提高，成為中國一中東歐合作的一個品牌。在2014年第九屆“中國一中東歐國家農業(yè)經貿合作論壇”上，與會國家決定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建立“農業(yè)合作促進聯(lián)合會”，進一步協(xié)調、推動雙方的農業(yè)務實合作。此外，中國農業(yè)部對外經濟合作中心負責維護的“中國一中東歐國家農業(yè)合作信息網”十2009年開通后一直運行良好。

當前，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關系進入了快車道，網狀式全面合作的大幕己經拉開，取得的成績也逐漸顯現(xiàn)，可以說雙方關系處十中東歐國家政局變動以來的最好時一期。然而，客觀地講，切實推進中國同中東歐國家的關系還面臨一些新的挑戰(zhàn)與難題。

挑戰(zhàn)之一，如何平衡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關系與中歐關系？如果說冷戰(zhàn)期間中國與東歐國家的關系是中一蘇一東歐三角關系，那么，冷戰(zhàn)結束特別是2002年以來，中國、中東歐國家與歐盟則形成了一種新型的三角關系，從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框架向以經貿為紐帶的全面合作關系鋪展。因此，在發(fā)展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關系中，考慮雙邊因素的同時一，也要重視歐盟的關切。歐盟和一些西歐國家對中國與中東歐合作充滿猜忌和警惕心理，擔心尚未加入歐盟的西巴爾干國家“選中棄歐”，也擔心己經入盟的中東歐國家“親中疏歐”，更擔心整個歐洲由此被分化。①在歐盟及各成員國的政界、學界以及輿論界就充斥著許多諸如此類的雜音。②與此同時一，中歐關系存在的一些棘手問題也需要重視。比如，經濟方面，歐盟尚未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政治方面，歐盟常在西藏、臺灣、人權等問題上

對中國“指手劃腳’，“尋找麻煩”③；此外，歐盟尚未解禁對華軍售。在對待中國的態(tài)度上，歐盟國家也截然分化。④這些問題不僅在歐盟存在，同時一在中為、歐個別國家也同樣存在，構成了中國發(fā)展與中東歐國家關系以及同歐盟關系的主要障礙。此外，己入盟的中東歐國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受到歐盟外交政策的約束，進而影響其對華政策。

挑戰(zhàn)之二，中國經濟優(yōu)勢何以長期保持？發(fā)展經濟合作何以可持續(xù)？中國對中東歐國家的主要優(yōu)勢在十經濟。當前中東歐國家急十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及在此背景下對中國資本的需求。但是，中國對中東歐投資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很強，雙方經貿合作的互補性也有所提升，合作起步階段的相互磨合和多邊互動尚需時舊。甚至有人擔心，當下出現(xiàn)中東歐渴望中國投資的現(xiàn)象只是由十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等因素導致歐美對其投資減少，一旦歐美經濟復蘇，中國對中東歐投資是否能抵擋住歐美激烈的投資竟爭沖擊。這不是投資金額和數(shù)量問題，而是取決十投資竟爭力、吸引力以及更為重要的相互依賴程度。從貿易量看，中東歐國家整體上仍以西歐國家為主要貿易伙伴，它們之間的經貿互補性和依賴程度要遠高十其對中國的。以西巴爾干國家為例，近些年來，歐盟一直是其最主要的貿易伙伴。2013年，歐盟占西巴爾干國家對外貿易中進口額、出口額和貿易總額的73.5%，80.4%和76.0%。同年，中國僅占西巴爾干國家對外貿易中進口額、出口額和貿易總額的5.4%，1.7%和4.1%0⑤同時一，中國對中東歐國家長期保持貿易順差，盡管近年來雙方都注重貿易和投資的提升，但不平衡的結構仍然明顯。當前，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經濟發(fā)展都進入了一個“新常態(tài)”，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也會隨著“新常態(tài)”的發(fā)展而有所變動。

挑戰(zhàn)之三，雙方戰(zhàn)略需求不對稱。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沒有歷史遺留問題，彼此也不接壤。用李克強總理的話說，雙方“沒有任何根本的利害沖突”。但同樣，缺乏戰(zhàn)略互需也使雙方關系比較脆弱。除了經貿需求外，中東歐國家似乎沒有任何重大問題需要中國子以支持(科索沃問題對十中國和塞爾維亞來說或許是個例外)。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對彼此的戰(zhàn)略需求可能出現(xiàn)嚴重的不平衡狀況。因此，如何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不同、貿易關系平衡不利十中東歐國家的情況下，維系和發(fā)展同中為、歐國家的友好關系，并在中國重大利益關切上能夠獲得中東歐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確實是中國方面需要認真思考的重要現(xiàn)實問題。換個角度說，中國努力爭取中東歐國家在雙邊關系以及歐盟議題上對上述問題給子中國支持，不僅有利十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雙邊關系的互信，也有利十中歐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全面推進。此外，盡管中國與波蘭、塞爾維亞建立了“戰(zhàn)略伙伴關系”，但其定位并不清晰。如果雙方不就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構建進行商議、確定，并與中國一中東歐“16+1”框架進行協(xié)調，難免會使這種關系貼上“榮譽稱號”的標簽，不利十切實推進中國同包括中東歐國家在內的歐洲國家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

挑戰(zhàn)之四，鳥克蘭危機的外溢疑慮。鳥克蘭危機爆發(fā)后、特別是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后，中國在該問題上的立場受到歐盟、中東歐國家的)’一泛關注。中東歐國家包括尚未加入歐盟或北約的國家出十安全考慮，不斷強化與北約的關系。同時一，中俄關系的提升也易使這些國家產生猜忌。①當前，中國正在與有關國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少’一大的歐亞地區(qū)、歐洲地區(qū)都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涵蓋和輻射范圍，任何傳統(tǒng)威脅特別是帶來地緣政治大博弈的安全挑戰(zhàn)都會對相關國家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中國在關涉國際秩序、國際規(guī)范、國際法問題上的表態(tài)與立場將成為中東歐國家發(fā)展與中國關系的一個重要心理判定。鳥克蘭危機至今仍未結束，有關各方還將進行激烈的博弈，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必須注意不要有使中東歐國家產生安全疑慮或不信任的姿態(tài)與言論。

挑戰(zhàn)之五，大國平衡或擠壓。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為、歐國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主體，各大國在該地區(qū)重新布局，尋求各自的利益。②美國不愿看到中東歐國家與中國關系的深化損害其在歐洲的戰(zhàn)略利益，俄羅斯也擔心中國借助中東歐逐漸進入其“后院”并擠占其空間，因而都會在一些領域或一些問題上給中國和中東歐國家施壓。2012年日本自民黨上臺后，開始加強與中東歐國家的外交關系，安倍晉三首相對中東歐數(shù)國進行了訪問，有擠壓或平衡中國在中東歐地區(qū)的影響之勢。此外，近些年來，印度也開始注重中東歐市場，強化與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努力推進與中東歐國家全方位的關系。③雖然不能就此認定中東歐將成為一個各大國博弈與較量的場域，如同其在過去一兩百年來所表現(xiàn)的那樣，但有關國家強化在中東歐地區(qū)的存在，難免會對中國的利益產生擠壓。

中東歐16國是一個經濟社會發(fā)展程度不同的國家集合體，處理與發(fā)展好同中東歐國家的關系是建構新型國家間關系的一種創(chuàng)舉，具有重要的示范價值。但其難度并不小，需要精心謀劃。其中，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同中東歐16國領導人會晤時一特別強調的：“中東歐國家是歐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和中東歐的關系也是中歐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要堅持“中歐共進，相向而行”。④任何與此相背離的手段、舉措和思路都可能會給雙方關系帶來負面效果。從未來發(fā)展方向看，中方應開拓新思路，著重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從“互尊、互利、互向”邁向“互信合作”。怖加勒斯特綱要》提出要“本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原則，加強和深化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三原則包含了“互尊、互利、互向”?！敦悹柛袢R德綱要》則指出，雙方要“致力十本著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則深化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實際上己經明確提出了互信合作的思路。然而，要真正實現(xiàn)互信合作并非易事。在此過程中，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都需要貢獻智慧，進行“頂層設計”和“戰(zhàn)略規(guī)劃”。對中國來說，尤需注意三個方面。其一，將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切實納入“中歐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框架；其二，照顧中東歐國家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抓重點或支點國家(如羅馬尼亞、波蘭、塞爾維亞等)的同時一需兼顧其他國家；其三，將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與中國周邊外交、中國與大國間的新型大國關系、“一帶一路”等其他外交戰(zhàn)略進行綜合考慮、統(tǒng)籌布局，與中東歐國家筑牢“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第二，積極探索發(fā)展雙方關系的合作機制。應該說，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己經建立許多不同層級、不同領域的合作機制，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不斷加強。為進一步深化雙方關系，在現(xiàn)有合作機制與安排的基礎上，可以嘗試建立介十“金磚模式”與“上合模式”之間的中國一中東歐合作發(fā)展機制。比如，在協(xié)調平臺上，進一步明確和凸顯“中國一中東歐合作秘書處”的地位與職能，甚至可以嘗試設立中東歐事務大使或代表；①在金融領域，更好發(fā)揮“絲路基金”作用，逐步建立起類似“金磚國家銀行”或擬組建的“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的金融機構；投資方面，在現(xiàn)有投資常設秘書處的基礎上，在《貝爾格萊德綱要》支持的中國一中東歐國家聯(lián)合商會執(zhí)行機構組建前，嘗試推進中國一中東歐投資主體協(xié)商合作機制的建立。

第三，嘗試拓展雙方溝通的平臺和模式。在發(fā)展同中東歐國家關系時一，中國將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單兒進行政策設計，但中東歐國家的異質性和多兒性非常突出。中東歐國家在地理、宗教、經濟規(guī)模以及是否加入歐盟或歐兒區(qū)等方面均存在差異，各國的抱負與愿望也有所區(qū)別，中國發(fā)展同這些國家的關系應該有不同和多兒的政策設計。比如，在現(xiàn)有“16+1”，`}+l”的框架基礎上，增加“V4+1”(“維謝格拉德”四國+中國、“83+1”(波羅的海三國+中國)、中國+歐盟+中東歐等多軌合作平臺。同時一，歡迎其他國家加入，建立諸如“16+中、美、俄”、`}6+中、日、韓’、`}6+中、俄、印”等機制，表明中國一中東歐合作不針對也不排斥第三方。這樣，既能消除有關國家的疑慮和惡性竟爭，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也能在合作中覺察各自的戰(zhàn)略取向，同時一協(xié)調經濟規(guī)模不一國家間的關系平衡。

第四，加強軟實力和國家形象建設。無論是“華沙十二項舉措”還是《布加勒斯特綱要》抑或是《貝爾格萊德綱要》，都比較寬泛地從各個領域提出了中國同中東歐國家合作的規(guī)劃，但重要的是落實和進一步深化。其中，在強調經貿合作、互聯(lián)互通、綠色合作、金融合作的同時一，需要強化的是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以人文交流為例，它能夠為公共外交助力，傳遞雙方關系的“好聲音”，增進互信。但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地理上相隔遙遠，社會制度、價值觀念、文化傳統(tǒng)和發(fā)展模式存在差異，中東歐國家媒體由十各種原因對中國的負面報道較多，致使中東歐地區(qū)大多數(shù)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中國了解不多且膚淺。中國雖然在中東歐國家建立了一批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但其所發(fā)揮的作用有限或不夠，有的甚至與其成立宗旨背道而馳。因此，對十中國來說，加強自身的軟實力建設和國家形象建設尤為重要，當然這是一項系統(tǒng)土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樣需要在對內建設和對外宣傳上做文章。

第五，推動國內關十中東歐研究的智庫建設。分別在北京和斯洛文尼亞布萊德舉行的第一屆和第二屆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高級別智庫研討會引起了相關學者一、智庫令家的高度重視“中國一中東歐國家關系研究基金”的設立也在中國和中東歐學界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無論是數(shù)量、規(guī)模還是水平和布局，中國的中東歐研究還偏弱。今后，有關方面應加大扶持力度，整合資源，努力打造一至兩家有特色、高水平、具備國際影響力的中東歐研究智庫，強化中為、歐事務的令門人才，在為發(fā)展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關系獻計獻策的同時一，充當中國政府和民眾了解中為、歐以及中東歐國家和民眾理解中國的橋梁。對十智庫和學者一來說，研究中國同多樣化的中東歐國家的關系，本身就是一個創(chuàng)新，既要扎扎實實地研究中為、歐國家的具體情況，也要深入研究雙方關系的發(fā)展歷程及各類影響因素，更要從中國與其他相關國家間關系的研討中尋找可資借鑒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