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50余年出版的《藏漢大辭典》，是新中國第一部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類大型工具書。走進辭書編纂的背后，跨越半個世紀的艱辛在眼前劃過?！?/p>

2022年12月，《藏漢大辭典》的“母體”、張怡蓀先生手稿《藏漢大辭典稿本》影印出版發(fā)行，引發(fā)學界關注。

《藏漢大辭典》是漢藏文化交流的結(jié)晶，是中國第一部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學百科全書性質(zhì)的綜合性大型工具書。這部辭典的編纂，歷時半個世紀艱難歷程。

道中華：張怡蓀先生最初基于怎樣的考慮編纂《藏漢大辭典》？

索南黃加：早在1928年，張怡蓀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從陳寅恪先生那里接觸到藏文資料，閱讀了一些國外研究西藏的著作。張先生意識到，當時的藏學辭典大多都是西方人編撰的，如匈牙利人喬瑪于1834年編成《藏英字典》，德國人耶司克于1881年編成《藏英詞典》，印度人達斯于1902年編成《藏英詞典》。

藏學研究的故鄉(xiāng)在中國，但當時國內(nèi)研究藏學的學者不多，這令民族情感深厚的張怡蓀深受觸動。他立下了研究藏學的決心——要編纂一部中國人自己的藏漢辭書，奠定藏學研究基礎，促進漢藏文化交流。

此后，以張怡蓀為核心的漢藏等多民族學者編纂團隊，團結(jié)協(xié)作，歷時50余年，于1985年出版了《藏漢大辭典》。全書共收錄詞目五萬三千余條，約三百五十萬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類大型工具書。辭典的出版，為我國藏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道中華：《藏漢大辭典》的編纂為何花費這么長的時間？中間經(jīng)歷了怎樣的曲折過程？

索南黃加：張怡蓀最初在北京圓恩寺租用房屋辦公，搜集編纂大辭典資料。1935年，他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長，購買書籍、資料，翻譯《土觀政教史》等藏文典籍。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張怡蓀輾轉(zhuǎn)西南，在成都再次掛上了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辭典編纂工作。他曾多次邀請佛學大師喜饒嘉措到西陲文化院講學，深入學習藏傳佛教。

1937年，張怡蓀編成《藏漢集論詞匯》，這是他從事藏學研究以來出版的第一本藏漢辭書。1938年，他編成《藏漢語對勘》《藏文書牘軌范》《漢藏詞匯》。1939年，編成《藏漢譯名大辭匯》。

隨后，張怡蓀繼續(xù)搜集相關詞匯、短語，參考國外資料，1945年匯編成《藏漢大辭典稿本》。該書分裝為十冊，是新中國成立前藏漢辭書內(nèi)容最豐富的一部書稿，為后來的《藏漢大辭典》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后，張怡蓀著手主編《藏漢大辭典》，對原來稿本進行數(shù)次修訂。1958年，張先生不顧高齡，率領《藏漢大辭典》編纂組前往拉薩，在那里組建了一支科研能力突出的編纂團隊，其中藏族知識分子多達30余人，在編纂業(yè)務上嘗試打破原來稿本規(guī)模，擴大收詞范圍。后來，《藏漢大辭典》編纂組返回成都，繼續(xù)工作。

1964年，國家民委在北京召開《藏漢大辭典》工作座談會，充分肯定了大辭典古今兼顧、古為今用的編寫方向，為編纂工作制定了新的增刪原則。文革期間，編纂工作被迫中斷。

1978年5月，國家民委和國家出版局在成都召開《藏漢大辭典》編纂工作座談會，成立領導小組，調(diào)集人員，恢復編纂工作。

1979年7月，《 <藏漢大辭典> 征求意見稿》送有關單位征詢意見。到1983年，《藏漢大辭典》全書正式脫稿。除了增補、修訂外，還重點吸收了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出現(xiàn)的新詞術語。1985年7月，《藏漢大辭典》終于正式出版。

道中華：《藏漢大辭典》編纂過程中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索南黃加：抗日戰(zhàn)爭時期，編譯工作非常艱難。西陲文化院因系私立性質(zhì)，經(jīng)費全靠自籌。1948年，張怡蓀到四川大學中文系任教，千方百計培養(yǎng)藏學、藏語研究人才。他曾鼓勵學生說：

“研究西藏吧，這里好比一塊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種子就要開花結(jié)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寶庫，只要鉆進去，就可以獲得很多寶貝?！?/p>

他有針對性地培養(yǎng)《藏漢大辭典》的編寫人才，金鵬、王沂暖等著名學者，都是他培養(yǎng)的學生。

祝維翰是《藏漢大辭典》副主編，1940年正式參加編纂工作。他潛心致志，不為惡劣的環(huán)境影響。每當空襲警報響起時，他就收拾稿件背著辭典，跑出城外躲避，待警報解除后，又回城繼續(xù)工作。

1978年《藏漢大辭典》編纂工作重啟后，主編張怡蓀年事已高，后續(xù)編纂工作實際由祝維翰主持。祝維翰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獨自一人承擔了佛學、因明、醫(yī)藥、語法等學科詞條的漢譯工作以及全書定稿工作，對每個詞目都認真審讀，反復思考，多次修改，虛心聽取藏族學者的不同意見。

另外兩位副主編洛桑圖旺和洛桑多吉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令人惋惜的是，他們都未能親眼見到《藏漢大辭典》的正式出版。

道中華：《藏漢大辭典》有著怎樣的學術價值與歷史意義？

索南黃加：《藏漢大辭典》自出版以來，廣受歡迎，先后印刷出版近30次。1986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一等獎。1987年獲吳玉章獎金語言文字學一等獎，評語中寫到：

“《藏漢大辭典》是一部匯集藏族日常生活和文化科學等方面詞語和知識的藏漢雙解辭書。全書共收詞目5.3萬多條，是迄今為止內(nèi)容最豐富、規(guī)模最大（三卷本）的藏文大辭書，反映了我國在藏語辭書編纂、選詞、釋義、引例方面，都超過了一直被國際上奉為權威辭書的達斯《藏英辭典》，被譽為藏族文化史的壯舉。”

1994年，《藏漢大辭典》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頒發(fā)的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2006年，榮獲首屆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特別成果獎。

基于《藏漢大辭典》的學術基礎，編纂小組后來又出版了《藏漢歷算學詞典》。

編纂小組成員王沂暖主編了《漢藏佛學辭典》，翻譯《格薩爾王傳》，是格薩爾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為漢藏翻譯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得益于《藏漢大辭典》編纂工作打下的扎實基礎，金鵬在藏語研究方面成果豐碩。先后著有《嘉戎語研究》《嘉戎語梭磨話的語音和形態(tài)》《藏語拉薩、日喀則、昌都話的比較研究》《藏語簡志》等論著。

可以說，《藏漢大辭典》極大促進了藏學研究，是現(xiàn)代藏文辭書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也是漢藏等多民族學者精誠合作、學術創(chuàng)新的重要歷史見證。

（受訪者簡介：索南黃加，民族出版社藏文編輯室副主任，副編審。民族出版社羊本加副編審對本次訪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