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藏傳佛教中國化是我國宗教中國化的表現(xiàn)之一，是藏傳佛教發(fā)展的必然走向。

近日，“道中華”專訪了中央民族大學班班多杰教授，回顧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交往歷史，思考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大意義和方法路徑。

▲西藏佛學院升國旗儀式。（圖片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

道中華：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之間有何淵源？為什么說藏傳佛教是中國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

班班多杰：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傳佛教是中國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藏傳佛教不僅來源于古代的印度佛教，也源自漢傳佛教，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互動融合源遠流長、一以貫之。

佛教傳入西藏是在唐代，松贊干布先后迎娶尼泊爾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為妃。兩位公主都信奉佛教，她們帶著眾多佛像、法物、佛經(jīng)以及僧眾來到吐蕃。為此，松贊干布為赤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為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其中文成公主帶去的釋迦牟尼12歲身量佛像，至今仍被供奉于大昭寺內。文成公主入藏使?jié)h傳佛教傳入西藏，為佛教在西藏的傳承和發(fā)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她也因此成為“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先驅”。

吐蕃人管·法成，是聯(lián)結漢藏佛教的重要人物。他用漢文寫的《大乘稻芉經(jīng)隨聽疏》一文，既融入了智軍所撰《見地差別論》中般若中觀的思想內容，也吸納了漢傳佛教中宗密五教與窺基八宗中的諸多名詞概念，是漢藏佛教般若中觀溝通的標志性文本，也是藏傳佛教在思想領域實現(xiàn)中國化的代表作。法成等藏漢譯師將重要的漢譯佛教經(jīng)論復譯為藏文，成為藏傳佛教各教派所依據(jù)的核心文本。

公元781年，漢傳佛教禪宗高僧摩訶衍奉贊普赤松德贊之命來到吐蕃傳播禪宗思想。后來由吐蕃人努氏·佛智寫成的吐蕃佛教文獻《禪定目炬》吸納了漢傳佛教禪宗的頓悟義，并收錄了三十多條漢藏禪師語錄，其對藏傳佛教后弘期以來各教派思想義理的浸潤甚深。14世紀出土的伏藏文獻《五部遺教》中轉錄了《禪定目炬》中的漢藏禪師語錄便是實證。

藏傳佛教后弘期以降，各教派在歷代中央政府的扶持下發(fā)展起來，如薩迦派高僧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及其子侄八思巴與元朝中央政府；噶舉派之噶瑪噶舉與明朝中央政府；格魯派與清朝中央政府發(fā)生了密切聯(lián)系，中央政府冊封四大活佛轉世系統(tǒng)，由此形成的歷史定制與宗教儀軌傳沿至今。

這些都既體現(xiàn)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轄，又反映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有效治理，更有力地說明，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之間有割不斷的源流關系。可以說，藏傳佛教的發(fā)展、演變、形成過程，就是中國化的過程。

▲松贊干布時期，佛教從印度和漢地兩個方向傳入藏地。文成公主與赤尊公主的入藏就是佛教正式入藏的標志。圖為松潘古城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雕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道中華：歷史上藏傳佛教對于中央王朝治藏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班班多杰：元朝時期，中央政府實現(xiàn)了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轄和治理。藏傳佛教對中央王朝的治藏穩(wěn)藏起到了橋梁、紐帶與管道作用。

元代蒙古勢力進入青藏高原，與薩迦派結合，推動西藏走向在中央政府治下的統(tǒng)一，結束了西藏各地長期分治割據(jù)的局面。在此進程中，薩迦派的宗教領袖如薩迦班智達、八思巴、達尼欽波桑波貝等人，順應這一歷史潮流，為維護政治大一統(tǒng)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明朝時期，中央政權對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區(qū)采取多元化、多層次的管理模式，除封授“三大法王”外，還對掌握一地的政教權力而相互之間又互不統(tǒng)屬的地方首領封給“王”的名號，授予他們在明朝中央政府監(jiān)督管理下統(tǒng)治屬下僧俗民眾的行政權力，此政被稱為“多封眾建”。

“多封眾建”政策是經(jīng)歷了明初幾十年的摸索實踐才逐步確立起來的。事實證明，“多封眾建”政策是明智而有成效的政策。首先，明朝統(tǒng)治者沒有派軍隊去征服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區(qū)，使其各部得免于戰(zhàn)爭和動亂，使社會生產(chǎn)和生活秩序沒有受到改朝換代的大震蕩，對維護地方安定局面大有裨益。其次，在充分研判形勢的基礎上，根據(jù)藏傳佛教各教派勢力大小及地方政教合一勢力集團的實際情況賜予封號，基本上符合當時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區(qū)政治分散、互不統(tǒng)隸的客觀狀況。各派領袖及地方勢力集團對朝廷封號基本滿意，既有效維護了中央大一統(tǒng)的局面，亦未因厚此薄彼而產(chǎn)生地方紛爭。史料記載，有明一代，往返于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區(qū)與內地之間大大小小的藏傳佛教僧人朝貢使團難以數(shù)計，對維護幾百年間國家的統(tǒng)一與民族的團結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中央政府既善于總結元、明兩代的治藏經(jīng)驗，又鑒于西藏地方多次內亂外患中暴露出來的體制缺陷，從國家全局政治需要出發(fā)，不斷調整對西藏的治理政策和法規(guī)，制定了比元、明兩代更為完善的行政體系。

其中，與藏傳佛教相關的政教措施有：中央冊封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建立噶廈，授命達賴喇嘛親政，建立攝政制度；創(chuàng)立金瓶掣簽擇定達賴喇嘛等大活佛的轉世靈童制度，由此形成了轉世制度的宗教儀軌與歷史定制；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十三條和二十九條等的同時，西藏地方政府頒布了《鐵虎清冊》（清查土地、清查差稅并重新制定差稅制度）。

這一系列治藏舉措構成的制度體系及其運作實踐，加強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統(tǒng)治，維護了西藏地方的穩(wěn)定，鞏固了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影響深遠，功不可磨滅。當然，在此過程中，以格魯派為主的藏傳佛教也因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得到空前發(fā)展。

道中華：在歷代王朝治藏過程中，中央政府治理藏傳佛教積累了哪些有益經(jīng)驗？

班班多杰：因藏傳佛教發(fā)揮了上聯(lián)中央王朝、下接廣大百姓的貫通作用，自明及清，皇權至上的國家意識已深入民心。藏族稱皇帝為“貢瑪嘉沃”，意即中央之皇帝，可譯為“至高至上、至尊至大”，河湟地區(qū)的藏族民間有“皇上之地位不穩(wěn)，乞丐之寢席不安”的古諺，這說明皇權觀念已普及到世俗民間之中。

在藏傳佛教的有些寺廟中，皇帝和佛陀受到同等禮遇和祭拜。甘青地區(qū)的藏傳佛教寺院內曾供奉著皇帝的畫像和牌位，每到舉行大型法事活動時，佛祖和皇帝會同時受到禮拜。布達拉宮最高處的殊勝三界殿，殿內北面供奉著清康煕皇帝的“長生祿位”，祿位后面是乾隆皇帝身穿紅、黃袈裟，頭戴紅色僧帽的唐卡畫像。

可以說，從唐代吐蕃到宋元明清，漢傳佛教不僅是藏傳佛教的重要來源，而且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之間，從官方到民間，從思想到政治，古往今來互聯(lián)互通、交往交融。形成的重要經(jīng)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藏傳佛教是維護祖國統(tǒng)一，加強民族團結，實現(xiàn)政通人和、護國利民的重要力量。

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區(qū)推行的“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懷柔之道，爭取、凝聚各族人心、團結各階層人士，鞏固了大一統(tǒng)的政治格局。

以制度管人、政策管事，依法治藏，使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區(qū)基本上保持了長治久安、和諧有序的態(tài)勢。

▲西藏和平解放后實現(xiàn)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滄桑巨變，藏傳佛教中國化也掀開了新的時代篇章。（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道中華：今天在新的時代語境之下，強調藏傳佛教中國化有何特殊意義？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具體意涵是什么？

班班多杰：佛教的中國化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命題，從前輩所謂“華化佛教”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標志著“宗教的中國化”實現(xiàn)了從學術名詞到政治概念的轉向，從學術內涵到政治蘊含的轉向，可謂是將舊命題賦予了新使命，使老傳統(tǒng)肩負著大擔當。

藏傳佛教中國化是指佛教統(tǒng)一的思想教義、修持實踐、行為方式等在中國處境下特有的傳承方式、表現(xiàn)方式、表述方式和實踐方式。它是一個從外層（建筑等）到里層（制度等）再到內層（義理等）的逐步實現(xiàn)過程。

當前，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已成為我國政界、學界、教界學習、踐行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只有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實現(xiàn)了中國化的宗教，才能更好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我國社會發(fā)展進步中發(fā)揮積極作用。堅持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方向，是做好新時期藏傳佛教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

▲2023年5月23日，藏傳佛教第十八屆、十九屆“拓然巴”高級學銜授予儀式在北京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舉行。（圖片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

▲2023年6月5日至17日，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在西藏昌都舉行佛事活動和參訪調研。班禪說：“今天我們藏傳佛教能不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能不能將藏傳佛教中國化，決定著藏傳佛教的未來與發(fā)展。”（圖片來源：中國西藏網(wǎng)）

（本文內容參考了陳慶英、張云、陳楠、鄧銳齡、馮智、李德成等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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